四十五 有一人前来辩经 (第1/2页)

选定形象代言人之后，对于《孟子》的注解，袁树着重把【虞舜是致良知之始祖】的概念贯穿始终。
　　
　　但凡是涉及到虞舜的篇章内容，都要在注解中留下致良知的概念，以此褒奖虞舜，推崇虞舜。
　　
　　而要论证一个道理的正确与否，不仅要有推崇的成功者，也要有个反面教材。
　　
　　那么这个反面教材是谁呢？
　　
　　现成的。
　　
　　梁惠王。
　　
　　孟子对虞舜是真爱，对梁惠王就是真恨了。
　　
　　他把梁惠王是从头批判到脚，一点情面都不留，所以袁树感觉孟子对梁惠王肯定是有偏见，梁惠王和孟子之间一定有很多的争论和不愉快的经历，使得孟子久久记恨于梁惠王。
　　
　　孟子全篇对梁惠王的评价很低，与梁惠王的谈话中，处处着重批判了梁惠王逐利轻义之举。
　　
　　而在袁树看来这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人家国君担心秦国、楚国和齐国的三重压迫，你却只说魏国本身而不提其余三国，搞得和魏国之所以被攻打全都是自己的错一样，这种受害者有错论放在当时实在是不合时宜。
　　
　　所以在注解关于梁惠王的篇章时，袁树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魔改，将孟子的意思从单纯吹捧仁义魔改为希望梁惠王执行【致良知】的策略。
　　
　　孟子说只要实行仁政，百姓安居乐业，那么百姓即使用木棍都能打赢秦国和楚国的强兵。
　　
　　袁树对此注解为孟子是在打比方，着重讲述致良知的重要性，把仁政贯彻下去。
　　
　　百姓得到了富足，自然会保卫自己的财产，这个时候秦国和楚国派兵来进攻，百姓和国君就站在了统一战线上，百姓自然会奋起抗击秦、楚。
　　
　　以此为突破点，将孟子一大通仁义道理的宣扬全部魔改为对致良知的宣扬，对梁惠王的批判也主要集中在梁惠王只是听却并不行动起来这一点上。
　　
　　由此，就能得出梁惠王的失败在于他只是知道良知，却不去做。
　　
　　不做，等于不知。
　　
　　不知，自然什么都办不到。
　　
　　最后当然会失败。
　　
　　袁树把梁惠王和虞舜做了对比，用致良知的虞舜降维吊打不致良知的梁惠王，在顺应孟子批判梁惠王、褒奖虞舜的基调之上，硬生生把“致良知”的概念掺了进去。
　　
　　由此实现了自己的魔改，成就了知行合一对知而不行的全面胜利。
　　
　　这是一方面的。
　　
　　另一方面，对于孟子的一些民本思想、仁政思想，袁树也不会刻意曲解。
　　
　　好东西那就留下来，原原本本老老实实的注解，讲究盛世仁政之道，告诫君主不能肆意妄为，否则必将遭遇灾祸。
　　
　　比如【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一段，袁树就进行了本源的注解——
　　
　　【孟子言诸侯三宝乃国土、国民和政务，非金银珠玉，若以金银珠玉为宝，必反噬其身，诸侯如此，天子亦然，天子若以金银珠玉为宝，不施仁政，必遭灾祸。】
　　
　　这一类单纯讲究君主应该简朴度日、勤政爱民的绝对政治正确的篇章，袁树就顺应本意进行注解，最多加上一些自己的看法。
　　
　　而对于这一次的注解行动，袁树更加注重另一件事。
　　
　　就是使用标点符号对全文进行标识。
　　
　　逗号句号惊叹号在什么地方使用，他都进行了标识。
　　
　　在注解之中，他首先进行了标点符号的解释，表示他觉得古人文章因为句读断句难度太大而多有争议，所以他想要让这些争议停止，遂创立各种标点符号用于断句，取代句读，让士子读书更加简单。
　　
　　《孟子》全文三万多字，字数不算多，从“致良知”的政治角度出发进行注解，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加上袁树有句读的功底和标点符号的认知，注解起来难度不大。
　　
　　不过当他把自己已经注解过的一部分文章拿给马融看的时候，却得到了马融的告诫。
　　
　　马融认为袁树注解《孟子》不是大事，但是他使用的标点符号之类的操作却有可能引起有心之人的注意，从而给袁树带去一定的威胁。
　　
　　“十四家法各门各派，都有自己的门派见解，我观此符号可广泛运用于书本，如若这般，恐怕有心之人会对你有所攻讦，你要小心啊。”
　　
　　对于马融的告诫，袁树表示自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他确实不怕。
　　
　　因为雒阳出事了。
　　
　　延熹九年夏六月，后世史称的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了。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起因是汉桓帝因为春季饥荒事件受到了冲击，整个饥荒死人太多，民怨沸腾，为了对民间有个象征性交代，便准备大赦天下。
　　
　　皇帝准备大赦天下，身边的亲随宦官们肯定是最早知道的。
　　
　　知道之后，就有一些宦官心思不正，私下里指示自己的族人、白手套抓紧时间做点坏事，杀人越货积累财富，等大赦令颁布，就能无伤过关，获取好处。
　　
　　这也是一种发财的方式，主打的就是一个信息差。
　　
　　这波事件中，有一个宦官的党羽叫做张成，他从宦官处得到消息之后，就让自己的儿子蓄意杀死了跟自己有仇的人，然后底气十足的放任儿子入狱，等待大赦，再迎接回自己的好儿子。
　　
　　结果这件事情被河南尹李膺知道了。
　　
　　李膺是朝堂老臣了，素来和宦官势力不睦，此前就和宦官多次斗法，双方打得有来有回，这件事情发生后，李膺很快得知了张成父子背后的靠山和这件事情的始末，大为恼火。
　　
　　可就在他准备动手之前，桓帝的大赦天下令颁布了。
　　
　　眼看着张成父子就要逍遥法外，李膺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顶着大赦令坚决处死了张成的儿子。
　　
　　与此同时，在地方郡县做出这般事情的士人官员也数量不少。
　　
　　之前地方郡县多有宦官子弟、白手套违法乱纪，或者杀人越货，或者夺人产业，都做得很嚣张，结果大赦令一下，全都无罪释放了。
　　
　　这能忍？
　　
　　这些士人官员也就和李膺一样，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顶着大赦令，把和宦官关系近的一些犯法者处死了很多，还没收了他们的家产，来了一次激情对攻，把不少宦官的家底子都给打没了。
　　
　　不少宫廷宦官的本家，或者是在外地购置的土地、积累的财富被一波流全部带走，半辈子的积蓄就这么没了。
　　
　　那可是未来的养老钱啊！
　　
　　宦官们能忍？
　　
　　他们立刻向桓帝报告这件事情，向桓帝哭诉，又让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算是对士人彻底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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