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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问成败

第十七章:问成败 (第2/2页)

“这其中一定有理由。”
  
  “而在后来的王莽篡汉这个事件中,陈氏的表现起初是“不支持、不赞同”的,但当王莽的改革针对到了黔首,使得黔首生活变得艰难的时候,陈氏直接出手一击致命。”
  
  “在更加后来的华夏大混乱时期,陈氏更是站了出来,以身伐天,将将要逸散的星光彻底汇隆。”
  
  “这三件事情有什么共同点么?”
  
  “有。”
  
  “在内战的时候、或者说在封建王朝内部出现了一些混乱,没有使得黔首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陈氏就会袖手旁观,他们并不在意所谓政权的交替,在这一方面陈氏堪称冷血无情——当然了,在笔者看来这是应当的。”
  
  “毕竟如《关于陈氏的研究》一文中已经详实的进行了举例,陈氏与王朝密切相联系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
  
  “而在关系到黔首、天下、诸华诸夏的事情中,陈氏做出的选择则是与在内斗中的选择截然不同,甚至过于伟光正了。”
  
  “笔者本来怀疑陈氏利用史家对其的敬佩进行修改历史的操作,但最后调查完毕之后发现,所有的史书,包括陈氏的敌人,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的敌人——儒家的相关记载中,陈氏也依旧是这样的人。”
  
  “至此,结合陈氏第十七代家主在东汉末年所喊出的口号:“陈氏非一家一姓之陈氏,而乃天下黔首之陈氏!”来看,陈氏在景梁之中的表现更多是因为这是“内斗”,且没有太影响到黔首。”
  
  “这就是陈氏的路,也正是陈氏能够在华夏自秦孝公时期(华夏历前129年;【注1】)起,一直连绵昌盛,历经封建两千年社会一直到如今,共计两千多年的光阴,依旧能够屹立不倒的官渡陈氏的立足之本。”
  
  “以天下为重,以黔首为重。”——《陈氏的路到底是什么?——关于景帝、梁王之争的研究。》·《华夏历史研究》秦武
  
  这两种说法无论是在合理性上还是“真实性”上,都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想法。
  
  当然,也有一些关于陈氏阴谋论的想法,不过那些都是小事。
  
  而真正的答案早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除却当时的陈氏家主以及陈氏人之外,或许没有人知道陈氏到底是怎么想的。
  
  但对于生活在后元四年的冬天,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后元九年,这场战争结束时候的人们来说,这不是猜测,而是亲身经历的一切。
  
  历史中对于这五年的记录十分详细,并且记录在了《文帝实录》中。
  
  “后元四年,冬,天子拜贾谊为代王太傅,加封其为十七卿,一时之间,儒家尽皆猖獗。”
  
  “后元四年,冬,腊月三十,天子赐鼎于代王,言称:“汝当自勉”,后对太子启言:虽不类我,但却为储君善焉,此为大功。”
  
  “后元五年,春。帝猎于上林,随行者为太子、代王,天子猎鹿,与代王、太子分食。后市井流言,此乃天子欲令太子于即位后立代王为皇太弟之意。鹿者,即为天下。”
  
  “后元五年,夏,六月二十三。天子大病,赦令代王侍疾,以太子为监国者。后帝康建,则屏退左右,于代王感慨:今尔侍疾,乃为之功,可见尔心,以昭和日月。代王答曰:为父侍疾,理所应当,怎能称功?天子大悦,赐代王万金、多有赞加。”
  
  “后元五年,秋,代王傅贾谊上书有奏,则更天下之令,以全中央之责,上欣然允之。”
  
  “后元五年,秋,天子诏令:以孔云为国子监祭酒。”
  
  “后元五年,秋,天子诏令:咸阳学宫者,为天下之核心,其学子钟灵蕴秀、得天地之造。学业有成者,当与国子监同。”
  
  “后元五年,秋,咸阳学宫祭酒荀既上书称国子监博士王泽贪赃枉法,实为国贼,请惩之。上以绣衣使者查,果得罪证,上大怒,罪之。”
  
  “后元五年,冬,国子监祭酒孔云上疏,以查咸阳学宫应业学子“康泉”者实为“窃书之贼”,所著皆为以钱使之,而咸阳学宫之博士“荀网”乃收受钱财,为其遮掩。同属欺君之罪。”
  
  “上查之,得其罪状,然则应其为荀子之后,只究其罪,而不连坐之。”
  
  “自后元五年,至七年春夏之际,国子监祭酒、少府卿、咸阳学宫祭酒、代王傅等共劾官吏者数十,牵连者众,乃为数百之人。”
  
  从《文帝实录》中不难看出,从后元五年开始,以咸阳学宫为首的“陈氏一脉”和以“国子监”为首的“儒家一脉”疯狂斗法,互相弹劾对方的罪行。
  
  今日你弹劾我这一脉的官吏,明日我就弹劾你这一派的人。
  
  双方争斗不休,一直到了后元七年的春夏交接之际,互有胜负。
  
  但两家对此的心态却是截然不同,处理手法也不同。
  
  陈氏一脉是发现了罪行之后,直接处理,甚至不需要儒家的人动手;而儒家则是拼了命的想要保住那些触犯律法之人,但却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这也就导致一部分的“人”站在了儒家的一边。
  
  因为是人的心中都有污秽,是人的心中就有恶念,能够保持“问心无愧”的人自然是很少的。
  
  而儒家并不在乎这些所谓“污秽”的人,儒家在乎的只有“名利”和“党争”,也因此,儒家的势力逐渐的在这种争斗中增强。
  
  人数也逐渐的变多。
  
  陈氏这边虽然人数在减少,但其留下的人都是“精英”。
  
  所以,虽然陈氏中人在朝廷上的占比少了,但占据的位置却很重要、很高。
  
  这也是文帝的平衡手段之一。
  
  虽然他愿意培养出来另外一个势力和陈氏抗衡,但他还是觉着重要的事情不能交给儒家的这些人。
  
  在这样的平衡下,儒家在后元七年的秋天做了一件大事。
  
  一件他们以为能够使陈氏彻底落败,使得自己成功的大事。
  
  正是这件大事,让持续了三年的战争来到了关键的胜负节点。
  
  问成败,谁能成,谁又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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