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正国本(廿一)“伍子胥” (第1/2页)

言谈间，二人已经抵达乾清宫。此时陈矩已经亲候殿外，一边将二位阁老迎上台阶抵达西暖阁外，一边低声道：“皇爷龙体康泰，今日收到朝鲜建省诸般准备就绪之后，皇爷宣恭顺王前来听了曲，事后已然谈妥，将恭顺王封在蔚州。”
　　
　　王家屏脚下一缓，问道：“恭顺王可有勉强之色？”
　　
　　陈矩笑道：“怎会勉强呢？恭顺王感激涕零，如获新生。”
　　
　　此言一出，不仅王家屏不敢置信，就连高务实都觉得颇为诧异。二位阁老对视一眼，仍是王家屏这位首辅发问：“此非人性使然，其中必有缘故，还请掌印明言。”
　　
　　陈矩也不禁佩服二位阁老的反应简直未卜先知，便解释道：“皇爷召恭顺王同听了《吴越春秋》第三十三出‘死忠’，其后问恭顺王是否愿意就封越国。恭顺王大惊，坚请近封于神京左近，以仰圣荣。皇爷感其至诚，乃许之，议封于蔚州。”
　　
　　《吴越春秋》讲述的故事王家屏和高务实当然都是清楚的，不过王家屏是真的听过全套的《吴越春秋》，也就是《浣纱记》——毕竟昆曲本来就是文人雅士的喜好，他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高务实显然是个假雅士，他对戏曲毫无兴趣，因此这具体的“《吴越春秋》第三十三出”到底是何故事，他就完全不知道了。
　　
　　陈矩说完这番话，见王家屏和高务实都没再说什么，便稍稍一礼，进去通禀了。
　　
　　此时，相比高务实的一头雾水，王家屏却立刻沉下了脸，叹息道：“皇上或是将恭顺王比作勾践，使其不敢纠缠封地富庶与否，但这伍子胥老相国……若是再不知进退，恐也是真到该死之时了。
　　
　　想我自隆庆二年中试，入京已三十又一载，只稍尽臣责，却长失孝道，本以自愧无地，今即皇上不卷，该当早日致仕回乡，免遭士林讥讽，以为恋权。”
　　
　　这下就轮到高务实震惊了。他吃亏在不知这出戏到底唱了什么，但听到王家屏这么说，大抵还是猜出可能是伍子胥被杀那段历史。
　　
　　只是，伍子胥被杀一事看似是劝谏过激，导致夫差大怒而控制不住脾气，可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纯属小孩思维。事实上伍子胥之死的主因只能是两点：其一，伍子胥功高震主，封无可封；其二，伍子胥权力太大，不杀他不足以拢王权。
　　
　　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在吴王夫差报仇成功将越国打败之后，越王勾践成为给夫差喂马的下人角色。这个时候的吴国不仅击败了楚国，还近乎消灭了越国，正处于巅峰状态，所以吴王夫差有点膨胀。
　　
　　此时，伍子胥不停的劝说夫差将勾践杀掉，夫差不同意。多次劝说无果，伍子胥认为吴国的强大到了尽头，于是将儿子托付给了齐国的鲍牧。这时，伯嚭趁机诬陷伍子胥有谋反之心，因此夫差赐剑给伍子胥，让其自刎。
　　
　　在伍子胥死后，身为朋友的孙武感到心寒也离开了吴国，而越王勾践则在卧薪尝胆之后大败吴国，一洗屈辱。
　　
　　但其实伍子胥这样的先王重臣，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地因为多次劝说无果就反而被杀呢？夫差就蠢到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的形象，不在意更多的臣下对自己失去信任吗？显然不可能，否则他也不可能取得当时的胜利。
　　
　　伍子胥被赐死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就是伍子胥的功劳太大。在伍子胥给先王打天下征战的时候，夫差还没有权力，是伍子胥击败数国，使吴国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
　　
　　如此不世之功，在先王时期还好，毕竟伍子胥是先王慧眼识人而简拔起来的，可是等到夫差即位后，这对夫差就是很大的威胁了，因此夫差一定要想法子打压。
　　
　　只不过，打压有时候是一件很需要耐心的事，往往要通过扩大伍子胥一系列的错误来证明打压的合理性，然后才好行事。但一来伍子胥可能没什么错误，二来夫差可能也没本事布那么大的局，此时恰好吴国击败越国，夫差威望大涨，因此干脆趁机将伍子胥杀死，一了百了。
　　
　　第二点原因就是因为伍子胥权力太大。当时伍子胥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夫差继位时，甚至说过要将吴国分一半给伍子胥。
　　
　　这种话显然只是政治表态，当不得真，所以被伍子胥拒绝了，但也由此可见伍子胥在吴国的声望和地位。
　　
　　一个臣子，还是先帝老臣，某种程度上带着“顾命”的意味，伍子胥权力太大对于吴王夫差来说当然有着很大的威胁，因此情况与前一条类似，吴王夫差要么对伍子胥逐渐削权，要么将伍子胥杀死。
　　
　　故事既然是这样，那么假若朱翊钧今天听这出戏真是在隐射朝中某人是伍子胥，那么高务实可以肯定，朱翊钧绝对不是针对王家屏，只能是针对他高某人。
　　
　　虽然相比而言，王家屏显然更符合“老相国”这一人物形象，但仔细想想，除了年龄之外，他有哪点比高务实更像伍子胥？
　　
　　在先帝手中就立下大功，这一点王家屏显然不符合，因为他是隆庆二年的进士，到穆庙驾崩之时，王家屏只干过两件大事：一是参与编纂《世宗实录》，二是奉命入蜀册封亲藩。
　　
　　参与编纂《世宗实录》的人多了去了，当时翰林院大半的人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有他王家屏不多，没他王家屏不少，能算什么大功？
　　
　　奉命入蜀册封亲藩就更别提，这活儿随便找个翰林学官都能干，甚至过分一点派个司礼监的大太监去也没什么大问题，实在谈不上功劳，顶多算个苦劳。
　　
　　当然了，高务实当时也没什么不世之功，就算有，比如他的确提出过不少改革方面的建议，可因为年龄关系，也基本都被记在高拱头上了，高务实也从来没有想要从已经过世的三伯名下把那些功劳摘过来自己享用。
　　
　　那么，不看先帝时期，只看万历朝呢？这就干脆别比了——满朝上下衮衮诸公，要论事功的话，全加起来还不一定有高务实一个人够分量。
　　
　　尤其是万历八年之后的这二十年里，朝廷的大胜几乎全是高务实一手打下，朝廷的改革几乎全是高务实一手推动，这还比什么呢？真要这样比，倒显得满朝诸公全是尸位素餐之辈，举朝上下就他高务实一个人在干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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